内容摘要 俞可平先生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后好评如潮，值得庆贺。但若有人明确提出“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则未必能够得到一致好评。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式民主”究竟好在哪里，确实是一个既需要明确归纳概括，又需要加以具体解释清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时，具备客观认识和正确对待“西方式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十分必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民主是个好东西”和“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不仅要好好说，更要好好做，这才是真正尊重民主与切实搞好“中国式民主”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民主 中国式民主 西方式民主 中国政治 西方政治
作者 高民政，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民主是个好东西”经过俞可平先生的论证之后，几乎成为学界、政界甚至民间百姓们广泛认同的一个政治常识了。毫无疑问，俞可平先生对于国人正确认知民主并拥护民主功不可没。
“民主是个好东西”何以能够好评如潮
实事求是地讲，俞可平先生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能够获得一片赞扬之声，既有他论证科学艺术之功，同时也有社会心理基础支撑。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判断，是在一般意义上、普遍意义上、抽象意义上讲的。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时，也是与“专制是个坏东西”相比较而言的。由于“专制”与“暴政”几乎是同义语，“专制”之名已经臭了，人们对专制政治深恶痛绝也已经形成共识，因此，对“专制”的对立面——“民主”的印象自然要好得多，相对而言更容易形成“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共识。
从世界范围来看，抛开民主诞生以来就对民主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势力及其少数学者不论①，就总体而言，大多数人还是对民主抱有好感的。即便有少数人依然对民主有偏见，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至少不会认为“民主是个坏东西”，退一万步，就算对民主评价再低，认为“民主也是个坏东西”，那也由于有专制这个最坏的东西垫底，民主起码也“不是一个最坏的东西”②。
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人在历史上长期以来受专制这个“坏东西”之苦之深之长都是世界所罕见的，因此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对民主“极度渴望”的中国人民的“民主理想”和“民主热情”之高涨程度也是世界所罕见的，几乎有了产生“民主拜物教”的情绪和土壤，甚至曾经走上过“极端化民主”之路，导致“极端化民主”灾难，遭受过“极端化民主”之祸。尽管如此，“民主”之名在中国依然动听，听到“民主”之声仍然能够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因此，当俞可平先生作为一位著名学者说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个人们心仪已久的美好政治理想价值时，好评如潮、拥护者众多就完全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
而且在当今中国，敢于公开反对民主、谩骂民主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是不喜欢民主的人也不敢公然违抗民意反对民主，否则他就很可能会成为逆潮流而动的“人民的公敌”，非落个被全民舆论“共讨之”甚或“共诛之”的可悲下场不可。
可以说，现在无论是在中国官方高层还是民间基层，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人们对在中国“发展民主”已经形成了共识，而且这个共识已经变成执政党的执政方略与共和国的基本国策写进党章、宪法，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和毋庸置疑的权威。在这种情势下，无论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组织，无论其真实动机和目的是什么，都需要民主的这身“行头”来包装自己，只要高喊“民主”口号，披上民主这身美丽的外衣，便会获得为数不少的支持者。
当然，就像以前经常说有人“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样，在当今中国，也不乏“打着民主之旗反民主”的组织和个人，非常活跃地在目前中国相对比较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开展着一些实际上有损于中国民主的“合法”活动。不过这种状况的存在，至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民主”在当今中国的良好声誉和崇高地位已经得到巩固，谁想走反民主的“专制复辟”之路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如果说中国人对“民主”还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主要表现在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中国需要“发展什么样的民主”，中国应该“怎样发展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或想法罢了。③不过，即便有些分歧还相当大，甚至根本对立不可调和，但大家对于一般意义上、普遍意义上、抽象意义上的“民主”本身则少有诟病或公开反对之言行。
因此，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仅不会引起中国人和中国各种组织的反感，而且也不会引起对中国政治特别“关心”和“热心”的外国人和外国组织的批评和反对，甚至还会得到这些“外人”们特别是某些“西方政府”和“西方政客”的支持和鼓励，乃至各种不菲的奖赏。
但如果有人要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将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和结果呢？恐怕情形立刻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为什么要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
很遗憾俞可平先生在其“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大作中，没有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样明确的话。如果他在大作中加上“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样一个观点，也同样能够赢得一片喝彩之声的话，那就值得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以及国人欣慰了。
很希望俞可平先生能够再写一篇“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姊妹篇——“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并期待获得像“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样的好声誉。显然，我们这样要求俞可平先生是强人所难，因为他已经做通了对实行民主还有疑虑者的思想工作，实际上已经为发展“中国式民主”扫清了不小的思想障碍，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在对俞可平先生表示遗憾的同时，更要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而且特别要庆幸和感谢他没有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中，明确论证“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这个命题，这才为笔者提供机会，也借着“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这股东风，斗胆喊一声“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并谈谈自己对这个人们同样很感兴趣的话题的一孔之见。
不过问题是，如前所述，由于人们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民主和发展什么样的民主，以及如何发展民主等问题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笔者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观点和声音，很显然要获得齐声叫好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命题或许被认为有狗尾续貂、东施效颦之嫌，加上笔者的学术功底和论证功夫不可能达到俞可平先生论述“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那种高度和水平，也自然很难奢望获得俞可平先生那样高的赞同声和拥护率。相反，引来反对之音和谩骂之声，或许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这是因为，抛开其他因素，单从性质和根源上看，相对于“民主是个好东西”从一般意义、普遍意义、抽象意义上的“民主”判断而言，“中国式民主也是一个好东西”，则是一个从具体意义、特殊意义、实在意义上所说的民主观点，很容易被看做是对一个国别民主的思想理论、制度形式、实践活动的评判，特别是会被当做针对一个世界上正在热议并存在不同意见分歧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组成部分——“政治模式”或“政治道路”、“政治经验”的价值判断，因此，引起争议或多面评价乃至负面评价或许也在情理之中，也是一件很难避免的事情。或许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提出并论证一下“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正逢其时，也是一件对深化“中国式民主”的正确认知极有学术价值也有实践意义的事情，至少对于实现中国人朝思暮想的“民主梦”有些许触动和鼓励作用。
之所以要喊一声“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因为当下社会说“民主是个好东西”，甚至说“西方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比较多，也比较响。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的类似观点并不少，但观点还不够鲜明，声音也不够响亮。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个人如果长期被说好，或长期被说坏，就很可能形成一个有自信、另外一个没有自信的状况。对“民主”、“西方式民主”、“中国式民主”来说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所以大声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想提醒一下某些人注意不要过分崇拜“西方式民主”，并刻意贬低“中国式民主”。
凭心而论，对“中国式民主”的评价有分歧本来也不是什么不可理喻的问题，甚至对“中国式民主”有些负面看法不欣赏它也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一个民主社会最起码的标准，就是允许人们依法公开表达自己的言论观点。但问题是，如果把“民主”等同于“西方式民主”，将“西方式民主”称赞为“普世民主”，只把“西方式民主”当成“好东西”，却把“中国式民主”不叫“民主”④，或者虽然勉强承认“中国式民主”也是一种民主，但却对“中国式民主”极端反感，不把“中国式民主”说成“好东西”，反而经常骂“中国式民主”是个“坏东西”，那就确实有些过分了。这两种情况国内外都存在，既有反华反共者刻意为之的，也有懵懂无知者无意为之的，久而久之，这种说法的流行难免产生一种推崇“西方式民主”而贬低“中国式民主”的舆论氛围，让一些本来就对中国政治不太了解的国外朋友对“中国式民主”产生偏见，特别是让那些本来很欣赏“中国式民主”的人产生了困惑，甚至对自己的看法起了疑心、有了动摇乃至失去了信心。
有鉴于此，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是想纠偏，不要形成一种把“西方式民主”夸成“一朵花”，而把“中国式民主”贬成“豆腐渣”的不好风气。其他不论，仅从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正确态度上看，且不要说“西方式民主”未必就是“一朵花”，“中国式民主”也未必就是“豆腐渣”；退一万步说，即便是那样，也要认识到“一朵花”和“豆腐渣”是两种各有千秋均有特殊功用和价值的东西，特别是要看到、要欣赏、要珍惜“豆腐渣”特殊的营养价值。不能厚此薄彼或贬此褒彼，简单地用一种价值否定另外一种价值。在“民主”认知上，既不要形成“民主的月亮都是外面的圆”和“民主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崇洋媚外心态，也不要形成自家的孩子即便是“癞痢头”也看着欢喜，别家的孩子再好看也觉着不顺眼的自恋排外心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也没有简单否定或贬低“西方式民主”的意思。就人类民主的历史而言，西方民主的产生相对于结束西方奴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专制的历史而言，无疑也是一种历史和政治的进步。即便近现代的“西方式民主”，对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防止法西斯式专制政治复辟而言，或许也仍然是一个“好东西”，笔者无意否认“西方式民主”与“西方式社会”还依然存在着能够相互适应的一面。但“西方式民主”是否适应“非西方式社会”，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认为对华推销“西方式民主”是为了帮助中国人的“西方政府”、“西方政客”，或者虽然不是西方人但却已经“西方化”的东方人（包括“西方化的中国人”）来说，则更是一个存在疑问的大问题。
对于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党和政府来说，“西方式民主”创造的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共同发展需要的优长之处，应该值得“中国式民主”借鉴和吸收，这是符合常理也符合我们利益并为大家接受的做法，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民主”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由于“西方式民主”毕竟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它的某些优长之处之所以能够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并获得很高声誉，是与它所处的西方社会土壤相联系的，也是需要创造许多前提条件的。原封不动地移植或全盘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肯定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这种情况其他国家有过教训，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苦涩的尝试。因为即便是进口的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政治制度基因的纯粹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有时候也经常需要在使用国的使用场所或领域进行适度调整或改良，何况移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和浓烈政治味道的“民主”而能不加鉴别吗？
我们很清楚的是，“中国式民主”是在“西风”、“东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在中国的土壤里萌芽开花结果的，如果说我们都不曾完全依靠与我们血缘更近、感情更深、关系更紧的“东雨”，即社会主义的“苏联式民主”滋润的话，那么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和依赖与我们血缘较远、感情不深、关系不紧的“西风”、“美雨”，能够帮助我们“中国式民主”健康成长呢？
提出这样的问题和产生这样的疑问不是神经过敏，杯弓蛇影，自我恐吓，而是有来由的。非西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此是有过早年的集体心理创伤和并非久远的深刻而惨痛的民族历史记忆的。
众所周知，有人类“民主的发源地”之称，创造了“民主神话”并以“民主先生”自居的老牌西方国家，一开始就不是用其“西方式民主”对待西方之外的国家和人民的。事实上是，从近代开始以来西方列强们就经常以其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用钢枪刺刀屠杀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带入了丧权辱国灾难深重的悲惨境地，难道可以指望这些西方的侵略者和强盗屠夫给我们中国吹来什么好的“西风”吗？近代中国人民对“西方”感受最多的肯定是“西风”的凛冽刺骨，感受最深的恐怕主要还是西方的血雨腥风，即便西方列强仅有的给中国人民有过如“春风沐浴”般感觉的，也是输自印度的那种能够让中国人销骨蚀髓、使中华民族变成弱不禁风的“东亚病夫”，以便于他们破门入室抢夺财产杀人越货的叫做“鸦片”的东西。
假如说上述事情都是些陈年旧事的话，那么今天的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变得对非西方国家更加“温柔”、“文明”，给中国人民送来的都是“西雨”、“和风”了呢？对此，相信全世界人民都心中有数。君不见伴随着“中国崩溃论”特别是“中国威胁论”声浪不断高涨的，还有各种各样软硬结合的思想渗透、经济挤压、政治攻击、军事围堵的接踵而至吗？迄今为止，西方何曾主动放弃或自动停止过对中国的欺负呢？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只是由于中国自身成长壮大扼杀不成，才被迫“关心”中国的存在与发展。直到今天为止，西方某些国家依然遏制中国成长之心不死、阻挠中国崛起之行不止，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势。
因此，中国党和政府经常提醒中国人民对“西方政府”和“西方政客”带着满脸温柔的笑意向中国推销其“西方式民主”的“热心”和“好意”，保持一定的清醒态度和适当距离，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不能不深思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为中国主动笑脸送上“西方式民主”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如同西方向中国推销其产品、技术、资金等“商品”主要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关心中国人民的生活疾苦和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样，“西方政府”和“西方政客”向中国推销“西方式民主”，也未必是真的关心和改善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水平。因为我们看到，无论中国怎样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际上在经济领域几乎对西方完全敞开了欢迎的大门），中国即使愿意付出高昂价格购买西方技术甚至某些已经在经济危机中濒于倒闭的企业，西方政府都像割肉一样舍不得，甚至以所谓危及国家安全的理由而加以阻止，中国企业在西方大国中的几次企业并购或重大投资项目上铩羽而归，就很能说明问题。
试想，一个从不肯将自己的高端技术、先进装备卖给中国的西方国家政府，难道真的会那么慷慨地把自己的政治技术和优势无私地赠送给中国政府和人民，来帮助中国政治发展进而推动经济进步吗？真有无偿无私“为中国人民服务”的“西方政客”？善良的中国人民应三思。至少，我们要把改善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待遇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式民主”不断完善的身上才对，而不是寄希望于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为中国人民提供免费的“政治午餐”上，那种认为“中国式民主”不是“政治美味”，希望通过丢掉“中国式民主”而享受“西方式民主大餐”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甚至是危险的。不说“政治西餐”“有毒”的话，至少其中也会有不适合大多数中国人“政治肠胃”的问题，有使中国患上“政治消化不良症”的危险。
怀疑西方政府和西方政客为中国主动送上“西方式民主”的目的和动机，以及怀疑“西方式民主”对中国的不适应之处，并非是只为“中国式民主”叫好而回避或掩盖中国式民主存在的某些缺点和不足。其实主要是想表明一个认识和对待不同民主形式的客观公正态度。如同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并非否认其中也有不好的东西一样，即便我们说“西方式民主”有不好的东西时，也不否认其中有好的东西。当我们说西方列强和反动政客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不友好时，也不否认西方曾经有对中国友好的政府和人民，也不是说西方没有一个“好人”、“好政府”和“好政治家”。只是说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以偏概全。我们也相信广大的西方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不友好的只是部分人、某些政府和别有用心的政客而已。但从长期的历史与现实看，我们不能忘记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和政客确实对中国不友好，做了很多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不光彩不地道的事情。
有些人感觉“中国式民主”还没有说得那么好，除了别有用心者故意贬低攻击而带来的消极效应外，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式民主”相对于西方成熟的民主而言，它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民主，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民主，难免有发育不良的地方，甚至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附着在“中国式民主”的机体上，腐蚀损害着“中国式民主”的健康，因此“中国式民主”在成长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清除自身机体中的不良微生物甚至比较大的疾病，争取健康成长。当然，清除“中国式民主”自身机体中的疾病，需要标本兼治，也需要中西医结合，不能讳疾忌医，排斥西医，该用西药和西医手术方式清除那些明显的已经无法保留的民主疾病时就要用，只是注意不要下药太猛，不到万不得已，尽量少用“休克疗法”，否则，“中国式民主”之命难保矣。当然，“中国式民主”之病从根本上来说还是要用中药和中医的方法来治，对“中国式民主”全身调理，辩证治疗，以便强身固本，为“中国式民主”的全面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究竟好在哪
“中国式民主”究竟好在何处？笔者以为，“中国式民主”好就好在它是“中国式”的，不是西方式的，既不是美国式的，也不是欧洲式的，同时它既不是苏联式的，也不是非洲式的和拉美式的，“中国式民主”具有不同于上述各种模式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中国式民主”至少有以下“五好”：
一、“中国式民主”是个好概念和好范畴。“中国式民主”概念，是由限定空间范围的“中国式”与表示具体实质内容的“民主”两个词根合成的一个复合式概念。其中“民主”一词就包含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普世”或曰“普适”）价值，而“中国式”则包含了人类政治文明的特殊性（个体特征或民族特色）价值。“中国式民主”概念反映了世界政治文明普遍性与中国政治文明特殊性的结合，人类政治文明继承性与中国政治文明创造性的结合，中国政治文明理论与中国政治文明实践的结合。所以，“中国式民主”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分析的好概念。“中国式民主”范畴，既是指中国的政治地理范畴，也是指中国政治实践活动范畴。综合考察“中国式民主”现象，或立体地观察“中国式民主”现象，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民主”既可以表示中国独特的政治实体形式，也可以表示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形式，还可以表示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思想理论，以及中国独特的政治活动行为。“中国式民主”的提法包含了一个与其相近的概念即“中国特色的民主”的内涵和意蕴，但却避免了人们因对“中国特色”滥用而导致的逆反心理和不接受态度。
总之，“中国式民主”作为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表达形式，与其实际运行也是基本吻合的，它能够满足对中国民主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时“语言工具”使用的需求，相信多数学者和普通民众对使用这个概念不反感、不抵触、不反对。
二、“中国式民主”是个好理论和好制度。“中国式民主”的长处或“好处”可以从多维度考察，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式民主理论”和“中国式民主制度”是一个重要视角。因为思想理论和制度规范具有相对的明确性和稳定性，是反映一个民主形态或模式的最重要标志。事实上，“中国式民主理论”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人民的优秀分子，在继承和发扬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人类民主思想精华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中国式民主理论”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为底色，以西方为代表的国外民主政治理论为借鉴的产物。
“中国式民主制度”显然也是在“中国式民主理论”指导之下，根据中国国情而探索设计的结果。“中国式民主制度”的重要设计和创造主要有：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实质的中国式民主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民主政体，以单一制为主体带有复合制色彩的民主国家结构形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特色的政党制度，以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为特征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一国两制”为原则体现高度自治精神的特别行政区制度，以国家主席为代表的民主国家元首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为基本形式的一院制立法制度，以党委领导并受人大监督和首长分工负责为特色的民主行政制度，以公检法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为特点的民主司法制度，以党和国家同设军事委员会统一行使权力的军事统帅制度，以居民委员会制度和村民委员会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以人民来信来访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军人委员会制度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民主参与制度，等等。这确实是一个由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构成的完整而系统的不同于他国、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体系，而且这些特点也是获得相当广泛认可的。
虽然我们不能够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却完全可以说“凡是存在的都有其合理性”。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对“中国式民主理论”和“中国式民主制度”存在与发展的评价和判断。我们也确实发现，“中国式民主理论与制度”在实践中，也很明显地具有其他民主模式中的某些关键要素或重要表现，既吸收了各种民主模式中的某些好处或长处，当然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它们带来的某些不足和短处，这两个方面也是我们都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和隐瞒的基本事实。这种状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式民主”是一种“融合型民主”的特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式民主”也属于正在“发展中的民主”。说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一个整体判断、宏观判断，不是局部判断、微观判断，因此，局部的、微观上仍然有缺点，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说“中国式民主”是一个好思想理论和好制度形式，也是一个从整体的宏观的理论制度和设计创新方面给予的肯定性正面判断，并不否认在局部的微观的制度运行实践中还残存着旧民主甚或非民主的缺点与不足。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宣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从官方到民间一直倡导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式民主”是个好方向和好目标。无论“中国式民主”所指的是物质实体层面的还是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不管“中国式民主理论”和“中国式民主制度”是否完善，“中国式民主”所预示的发展方向都符合“中国式政治”的发展方向。具体来说就是符合现代政治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符合民族政治发展方向，符合人民政治发展方向，符合政党政治发展方向，符合人类政治发展方向。
“中国式民主”理论与制度实践所蕴含的发展目标也符合“中国式政治”发展的目标，“中国式民主”的目标有助于促进中国现阶段乃至今后面临的阶级政治与阶层政治的协调和统一，党内政治与党际政治的协调和统一，民族政治与地区政治的协调和统一，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的协调和统一，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的协调和统一，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的协调和统一，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协调和统一，富人政治与穷人政治的协调和统一，男权政治与女权政治的协调和统一，长远政治与眼前政治的协调和统一，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协调和统一。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式民主”对于建设和实现“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目标至关重要。
有道是：“气可鼓不可泄。”在当下阶段，“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说法，至少是对中国人民百年来政治奋斗历史的一种肯定和鼓励，给出了中国今后应该明确发展的政治方向，也是对中共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政治道路的精神及其成果的认同和肯定，为当前乃至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确定切合实际的政治发展目标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有助于树立发展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四、“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价值和好工具。“中国式民主”既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目的和目标，也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手段和方法。因此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既是一个价值判断，也是一个工具判断。任何国家和地区只要选择符合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民主，就是正当的、合理的、进步的。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既是一个应然判断，也是一个实然判断。对一个生活在“中国式民主”之下的中国人而言，不仅主观上希望它好，而且客观上它也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好。必须承认，“中国式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在价值上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也吸收和融汇贯通了包括东方政治价值与西方政治价值在内的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政治文明价值成果。同时，“中国式民主”价值也不仅仅体现在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需求与政治追求上，而且它还具有促进中国人民实现其他价值的工具价值功能。事实上，“中国式民主”已经在中国创造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成果中发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如有利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中国在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时代以和平方式早日实现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等。
“中国式民主”已经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组成要素，以及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以预期的是，只要“中国式民主”理论与制度在中国得到真正的实践和落实，随着中国的“大国民主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民主大国建成”那一天的日趋临近，“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价值和好工具的特性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凸显。“中国式民主”不仅会为中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好东西，而且也一定能够为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的好东西，从而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及人类政治文明做出突出贡献的又一个好东西。对“中国式民主”价值的期许，不是中国人的自我高估，也是境外包括西方在内的名家预言，如2008年2月，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就曾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五、“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道路和好前途。中国人民向往民主理想并为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甚至有千百万仁人志士在为此努力和奋斗的过程中付出了生命。历史证明，中国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实也表明，中国走“西方式民主”道路也是没有前途的。而且国外民主发展的经验教训也表明，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发展之路。很多亚非拉国家独立之后曾经学习走“西方式民主”之路，但成功者却凤毛麟角。许多拉美国家、中东北非国家都曾经遭受甚至还在忍受移植“西方式民主”之苦。所以，中国无论从社会性质上还是从国家规模上，都无法学习某些小国复制“西方式民主”的所谓成功经验。即便是曾经“顶礼膜拜”过的“苏联式民主”，实践证明也只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能全盘照搬，何况是对差异极大的“西方式民主”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高超政治智慧的中国政治领袖们和具有客观政治认知能力的中国政治学者们，都反对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绝不主张走“西方式民主”道路。也就是说无论历史逻辑还是现实逻辑，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实践逻辑都明确告诉中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国既不能走过去的老路和回头路，也不能走偏离正确方向的“邪路”，只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新路，否则就极有可能落入“西方式民主”的政治陷阱，走上脱离中共领导也必然葬送中国前途的不归之路。而这并非善良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中华民族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走“中国式民主”道路，奔中国式政治前途应该成为所有中国人必须达成的政治共识。
“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还必须“好好说”，并“好好搞”
说“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是笔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独立学者所谈的个人观点，没有权力也不是代表官方或某个单位和部门做出的集体判断，但不否认，笔者的个人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也符合“中国式民主”的客观存在现实及其效能发挥程度，在某些方面部分反映了它“好”的集体认知及正面积极意义。
当然，“中国式民主”究竟是否是好东西，不是哪个组织更不是哪个人自己说了就算数的，而是需要政党、国家、人民、甚至国际社会认同。但归根结底是要得到本国人民认可才称得上是可信的。
“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东西”需要“好好说”才能让人“好好信”。因为说“中国式民主”好，怎么说“好”也很重要。“中国式民主”有好就说好，有不好就说不好，有多少好就说多少好，“好”不能说多也不能说少。即说“中国式民主”的优点一个都不能多，说其缺点则一个都不能少。对“中国式民主”的优点不能说尽也不能说绝，因为说尽了人们容易产生满足感不思进取，说绝了也容易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对“中国式民主”缺点不能说轻也不能说重，因为说轻了不容易引起改正的诚意和重视的程度，说重了就容易打击改正的信心和决心。在“中国式民主”的评价中更不能说虚话说假话。人们可能容忍不完美的“中国式民主”现实说，但很难容忍虚假的“中国式民主”完美论。所以，笔者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不是一味地为中国现存的所有民主现象大唱赞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式民主”应该有的好与事实有的好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还要注意的是，说“中国式民主”应该好，还是说“中国式民主”事实好也有区别。“中国式民主”应该好的特点与事实好的特点不能画等号。把“中国式民主”应该好当作“中国式民主”事实好就会坏事，因为把“中国式民主”的某些还没有达到或还没有实现的优点说成事实，就会引起不满，被认为说了假话。反过来，把某些“中国式民主”事实有的优点当成应该有也同样会坏事，把某些中国现存的民主缺点不足甚至失误说成“中国式民主”应该有也会引起不满，会被认为“中国式民主”层次低，不是好民主，同样也会坏了“中国式民主”的好名声。
更重要的是，“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不是嘴上说说就应该了结的。“中国式民主也是个好东西”既要说在嘴上，也要表现在行动上。说“中国式民主”是个“好东西”，主要是为了让人们“敝帚自珍”，树立对“中国式民主”的自爱、自信、自豪，能够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好东西”，一定要把这个“好东西”搞好。
多丽丝·奈斯比特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曾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式民主应当如何发展。”约翰·奈斯比特也认为，世界上每个人都认同的民主的定义之一就是人民自主，大家都认同的终点是人民当家做主，如何达到可以有很多条路。民主的方式很多。可以称为“垂直式民主”的方式适合中国的历史、文化。 针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提问：“你认为垂直式民主可以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约翰·奈斯比特肯定地说：“是的，我们认为中国能够结合一党统治的高效率以及人民的参与这两个因素。”“人民是中国的第二种力量，这种力量不应当被轻视。”［1 ］奈斯比特夫妇的观点实际上提醒我们要珍惜和发挥好“中国式民主”的积极作用和效能。确实，很多实例都警示我们，“好东西”如果不好好对待它，损害了它的价值，就很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再也找不回来了。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有鲜活的例子可寻，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国外“民主浪潮”不断给当事国人民带来的喜悦和痛苦，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绝对不能重蹈像苏联、东欧、中东、北非、拉美那样的覆辙。否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可能真像某些幸灾乐祸者希望的那样成为一场“黄粱美梦”。
之所以在最后要提出“中国式民主”应该好好搞的观点，也不仅仅有一般意义上要求“知行统一”的原因，更主要的是要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克服搞“中国式民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和问题。有人说“知难行易”，也有人说“知易行难”，其实“知难行也不易”，“知不易行也难”。而怎样好好搞“中国式民主”，这是一个大问题，非一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此处按下不表，容笔者另文论述。（高民政）
注释：
①杨光斌教授也认为：“在中国，除了极少数精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至少在口头上并没有几个人拒绝民主。”这个判断是符合事实的。具体参见杨光斌：《民主与中国的未来——理论建构—历史启示—政策选择》，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960.html。
②林尚立教授曾经在回答江苏卫视频道主持人关于如何理解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一句话说“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制度”时指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跟现有的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当然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民主制度是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不见得，这是其一。第二，民主制度是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不见得，它还应该有更好的发展，民主制度本身也没有达到自身最完善的地步，所以它是最不坏的制度，却不是绝对完善的制度。详见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2/19/content_24510249.htm。
③根据《环球时报》舆情中心2011年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近8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值得追求，但是当问及是否应该实行西方式民主时，只有20%的人接受，而近80%的人认为中国应该走自己的民主道路。而自己的民主道路是什么？一般人又说不清楚。杨光斌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在理论上对于民主的形式和民主道路没有答案。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960.html。
④有很多西方学者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反而把中国归入“威权国家”而不是“民主国家”的说法，其实就是无视中国存在民主，不把“中国式民主”当做民主的一种典型做法。杨光斌教授认为中国学者也有责任，因为学术界一直在推销西方教科书上的民主概念，如“民主等于竞争性选举”即多数票决民主，而没有从既有的政治理论中寻求更丰富的其他民主理论资源，以至于今天政治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的中国依然被认为是“非民主”甚至是专制政治之列。详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960.html。
参考文献：
［1］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112/09/t20111209_2.29056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