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开放的“体系”，更在于它是“核心”、基本、主心骨、精气神，是国之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定海神针。需要提炼出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讲得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却讲不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不能强调它是兴国之魂，但“魂”飘逸不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但“髓”模糊不清；是融入全过程、贯穿各领域、体现到各方面的红线，但“线”杂而不精。
提炼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要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先进性要放大为全民、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只能寓于其中，而不能因为其特别重要，就简单划一地取而代之，或形式主义地名而状之；
二是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贯穿个人、家庭、种族、社会的基本的价值冲突，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提炼“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大公无私是圣人，公而忘私是贤人，先公后私是善人，公私兼顾是常人；私字当头是小人，假公济私是痞人，以公肥私是坏人，徇私枉法是罪人。我们要提升常人，提倡善人，学习贤人，向往圣人；也要教育小人，揭露痞人，改造坏人，惩治罪人。鉴于多数人要做的“常事”，就是勤勉做事，平实做人；要说的“常理”――让大家奉行的价值观，就只能“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把崇高的信仰和每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把集体主义和个人追求对接起来，把先进性和包容性统一起来；
三是把科学清晰与适当抽象统一起来。要研究“信仰――敬畏――自律（道德的自我规范）――他律（公德、法规）”这个链条中相辅相成的内在规律，给信仰、敬畏留下适当抽象的空间；
四是把革命性和道德性统一起来。中国人习惯“以吏为师”。具有先进性、革命性的执政党的官员，更要以身作则，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才能高悬于上，普照四方，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五是要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不宜局部生病、全身用药。对社会上越来越严重的道德沦丧、信任缺失现象，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就没有说服力，没有生命力；
六是要有压力驱使人付出，也要有动力诱导人获取。“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口号，提过、又放下，批了、再提倡，再提了、又再放下。如此辗转反复，其中的不明之理，难言之隐，应倡之义，值得琢磨；
七是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产生，要求社会存在具有凝聚和形成共识的基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尚在剧烈矛盾运动、变动调整之中，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尤其是核心价值，就难以定型。
因此，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握规律，尊重规律；多方探索，不急不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当前，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新的探寻着，老的也不丢。对传统的东西，不妨“旧瓶装新酒”，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重新诠释。“实事求是”语出《汉书》“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拿过来作新的解释，就成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标志。同理，“忠、孝、廉、节”四个字，今天同样可以强调：“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敬老感恩，报答社会；“廉”――崇尚廉洁，鄙夷贪腐；“节”――节俭奋斗，节制私欲。讲者容易说清，听者容易记住。虽然不够全面、也不大先进，未必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但也不失为当今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
二是局部明其个性，整体删繁就简。如：当代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政法核心价值观――忠诚、为民、公正、廉洁；民主党派的核心价值观――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奉献；宗教界的核心价值观――爱国爱教，护国利民，心诚扬善，崇顺尚和。
但各地方分别提炼，就要注意鲜明其个性，将共性要求寓于个性之中。例如，北京不妨表述为“在中国人面前，我就是首都；在外国人面前，我就是中国”；上海，则可将“上善若水，海纳百川”（“上海”藏头）作为选项。
至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则要考虑上述七个方面的要求，尽可能删繁就简。中央党校有教授提出，可表述为“自然为友，家庭为根，社会为基，国家为上，以人为本”；或“共创，共富，共享，共和，共进”。我以为，不妨将“以国为重，以人为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作为选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鲜明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性质；其形成共识和凝聚力的基点，是人民群众。只有在全民族的每一个体的内心中滋生，能深入和内化到个体、能成为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追求的价值观，才能真正成为“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形散神不散”地“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地“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的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提炼社会核心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使命，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