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关注。现在这部著作已经译成中文，由新星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又引起了很大反响。在这里，我想没有必要对特里・伊格尔顿其人其书进行评论，而是应该对出版此书的社会现象及启示进行讨论。
出版意味着什么？
在英国和世界文坛，特里・伊格尔顿的著作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批判。他近年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对当代许多人迷恋的后现代主义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和中肯的评论。这次，他出版《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有两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一是，一个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判的学者，怎么写起政治评论的书来了呢？二是，这样一个以批评、批判出名的学者，为什么要提出马克思“是对的”这一辩护性的问题呢？
应该讲，特里・伊格尔顿对资本主义从文化批判走向政治批判，是由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主观来说，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评论从来就以具有政治性著称，他能够写出这么漂亮的政治评论是不奇怪的。但是，他在今天写这样的政治评论，又是由今天的时代条件这一客观因素决定的。事实上，即使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西方就有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苏联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胜利。比如，哈贝马斯就说过：“西方社会所独有的难题，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得到完全解决。”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资本主义的许多深层次矛盾并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特里・伊格尔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文化转入政治是必然的。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现，说明了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向纵深发展。这一社会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
一贯以批评见长的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中，批判性一点也没有减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的辩护，本来就是一体两面的事。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诞生的，而且是所有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最为深刻也最为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不管是否喜欢，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一旦触及到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等问题，就必然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或“同马克思对话”。特里・伊格尔顿曾就十分热门的各种“新兴文化理论”说过一段话：“我们可以很公允地这么说，新兴文化理论多半产生自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创造性对话。新兴的文化理论试图探讨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问题，同时却又与它保持距离。”这里，道出了西方许多人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复杂心态。与这些人不同的是，特里・伊格尔顿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文学批评家，他总是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做过认真研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当全球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困境时，《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问世也就顺理成章了，而这正意味着马克思主义重新为人重视了。
带给我们的启示
应该讲，《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部著作，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在这本书中注意到，特里・伊格尔顿的批判风格是非常鲜明的。他在书中反驳了西方最常见的十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观点，有的我们也做过评论，但有的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却未必能直面。这对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其次，我们在这本书中注意到，特里・伊格尔顿十分重视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和应用。在他反驳反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辩护的观点，有这样三种情况：
一是长期以来被西方政客和学者歪曲和丑化的观点。比如那么多年来，西方一些人不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结束了，污蔑马克思主义意味着恐怖、独裁和暴政，胡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或乌托邦，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辩证法，等等，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一一给以正名了。
二是由于我们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解读给世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是苏联模式在世界上造成消极影响的观点。对此，特里・伊格尔顿在书中也进行了分析，以事实证明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过错。
三是马克思提出过的一些富有远见的科学观点，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今天一些人以新的实践为由头来批评马克思主义过时的观点。比如，他讲到马克思关于“位于工人和资本家中间”的“数量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论述，长期来被我们所忽视；再比如，他讲到马克思说过“一般的社会知识正在变成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可以说几乎预见到了今天信息社会的主要特点等等。特里・伊格尔顿以他对马克思文本的熟悉，引用了他多年来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成果，对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分析和批驳。
反观我们的理论研究，有的很熟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但由于过去的历史条件对于马恩的某些前瞻性论述缺乏了解和研究，对苏联和我们自己理论工作中的不足及其教训也缺少深刻反省；有的则人云亦云，不是照抄前人教科书的论断，就是照搬西方的见解，恰恰对马恩的文本不作深入的研究。至于有的年轻学人只读过几本马恩著作，未能把握其全貌的情况更是十分突出。在读特里・伊格尔顿著作的时候，包括读《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时，他对马恩文本的熟悉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我们在这本书中还注意到，特里・伊格尔顿对中国发生的变革，包括理论发展和创新的成果很少论及。即使在讲到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为马克思辩护时，强调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我们创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可能是由于这部著作承担的使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所以很少涉及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还没有能够拿出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并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或者说我们的成果还没有能够在世界上为大家所了解。
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别人的不足，不如更重视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应该从这本书中进一步意识到自己的使命。邓小平说过：对于四项基本原则“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要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的这些话已经说了32年，我们在这期间虽然做了不少工作，有不菲的成就，但同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相比，我们做的还是不够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这样的要求的指引下，我们更需要急起直追。
可以说这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带给我们四点启迪。这就是：一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学习；二要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在批判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介绍给世界各个国家的读者。这是我们中国理论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