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在快速转型之中。一方面，党的群众工作拥有比以往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经济成分、分配方式、利益格局、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价值观等都处在变动之中，群众工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基本特点：两个主体的变化
任何工作都有主体与客体之分，而群众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因此从“工作”的视角来看，两个主体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群众基础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特征：一是代际更迭。党执政初期的群众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大多退出职业舞台，现在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新一代群众基础，大多数对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认可的，但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二是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由于群众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点，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碎片化。三是民主法制时代，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执政早期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和服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对个体权利的追求。四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等问题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逆反”心理。五是由于党风廉政等问题带来的对公权力的信任度降低。六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形成了新的表达诉求渠道，成为群众参政议政发泄情绪的缓冲阀、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使群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等等。简言之，群众工作的复杂程度高于改革开放前。
另一方面，作为群众工作的施行者――党的队伍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和终极目标未发生变化，但在党员构成、党员个体价值趋向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其基本特征：一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社会上有多少利益群体，党员的社会身份就来自多少利益群体。二是党的干部队伍经历了几次代际更迭，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战争年代老一辈党的干部相比也有很大变化。三是长期执政，党自身与权力紧密结合，某些领导干部自身变异，如权力主体意识错位；党风廉政建设仍然直接影响党群关系。特别是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与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相连。四是在社会飞速变化的同时，某些干部能够跟得上时代变化，而某些干部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变化，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欠缺，导致不断出现被社会所诟病的问题，比如，仅仅因揭露问题而被定为“诽谤罪”等做法。五是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官本位意识，“面子”意识，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六是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七是部分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大于对群众负责，这与干部授权方式相关。八是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以传统的工作方法对待今天的群众，以行政权力管卡压为主，群众不能接受。有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表面看都不是什么大事情，但积累多了就导致民怨，而我们的某些干部对此没有危机意识。
二、新考验与新挑战
群众基础与干部队伍两个主体的变化相互交织，又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结合在一起，对党的群众工作形成重大考验与挑战：
一是群众主流一方面渴望公正、稳定，另一方面各阶层之间又互信不足，公权力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不足，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考验党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二是群众的诉求大多与利益相关，考验党能否公正协调利益关系。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指能否公正协调社会分配，防止公权力与民争利；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基层各种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公正、及时化解。基层普遍反映，现在思想工作难做，因为所有的思想问题的背后都是利益问题，如果利益问题不解决，思想工作收效甚少。这是最大的问题。
三是社会利益诉求与政治诉求交织在一起，考验党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群众首先关注的是利益，但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协调，需要特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权力制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社会公正是靠民主的制度、机制来保障的。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转变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的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能够与这种新变化新要求相适应，有的则明显不能适应，习惯于用传统的强制性手段对待群众，少数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者一句话就决定一个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行为，这与社会主流价值理念有很大差距。
四是群众工作中出现“倒逼”现象，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改革魄力与能力。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作为群众个体、群体而言，需要党来组织、引导群众，这就是群众工作。现在是群众“倒逼”我们改进工作，比如，社会批评、社会监督日益增多，公民社会的发育已经是客观趋势，而我们面对变化了的群众有时却陷于被动应付，哪里出了窟窿就往哪里堵，哪方面出现问题就强调哪方面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群众工作方式的转变滞后于社会的变化。实际上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实事求是、统筹全局、未雨绸缪的引导方式。
五是党风廉政问题直接影响群众工作的效果，考验执政党能否最大限度地解决党风廉政问题。党风廉政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其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党风廉政问题有关。就干部队伍总体而言，出现的问题大多数属于作风层面，如对群众冷漠，方式简单粗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等，导致群众难以接受。但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本质上还是能否以群众权利为本位的问题。
三、规律性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党的群众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开展，在基层涌现出大调解机制、群众参与立法等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新做法。党的群众工作初步展示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价值取向符合时代主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搞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渗透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之中，贯穿于权力运作的全过程，是做好群众工作最根本的前提。以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甚至小团体利益来侵蚀公众利益，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唯有突出强调这一点，才有所谓执政为民的制度与行动。
注重民生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群众是现实的，公正协调各方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是维系当下社会稳定与进步的基本条件，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没有民生的进步，就没有党的群众基础。
发展民主以保障利益协调的公正性。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保证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社会利益调节需要民主决策机制的保障，需要给各方利益相关者以畅通的表达诉求通道与平等的机会，也离不开各利益群体之间、各群体与公权力行使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对话协商。没有民主，社会公正就只能依赖于少数权力行使者的素质。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
强化党组织和政府的服务功能，把服务蕴含在社会控制之中。在中国，社会治理是典型的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治理，即所谓政党治理。执政党和政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强化其服务功能确是时代的需要，是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需要。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和群众，唯有服务，从权力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上，从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上、工作重心上，转变到服务方面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在群众中的政治动员力，形成对社会的凝聚力。
与时俱进，转变工作方式。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灵活多样，确保党以多种姿态、手段联系群众。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一、基本特点：两个主体的变化
任何工作都有主体与客体之分，而群众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因此从“工作”的视角来看，两个主体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群众基础发生了变化。其主要特征：一是代际更迭。党执政初期的群众基础随着岁月的流逝已大多退出职业舞台，现在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新一代群众基础，大多数对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认可的，但对党的认同已经从过去单纯的感情认同，转变为法理型认同和利益认同。二是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复杂化，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由于群众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点，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多元、利益诉求碎片化。三是民主法制时代，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显著增强，执政早期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和服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让位于对个体权利的追求。四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等问题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逆反”心理。五是由于党风廉政等问题带来的对公权力的信任度降低。六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出现形成了新的表达诉求渠道，成为群众参政议政发泄情绪的缓冲阀、调节器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使群众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等等。简言之，群众工作的复杂程度高于改革开放前。
另一方面，作为群众工作的施行者――党的队伍自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和终极目标未发生变化，但在党员构成、党员个体价值趋向等方面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其基本特征：一是党员社会身份复杂化，社会上有多少利益群体，党员的社会身份就来自多少利益群体。二是党的干部队伍经历了几次代际更迭，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战争年代老一辈党的干部相比也有很大变化。三是长期执政，党自身与权力紧密结合，某些领导干部自身变异，如权力主体意识错位；党风廉政建设仍然直接影响党群关系。特别是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往往与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作风问题相连。四是在社会飞速变化的同时，某些干部能够跟得上时代变化，而某些干部自身素质跟不上时代变化，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意识欠缺，导致不断出现被社会所诟病的问题，比如，仅仅因揭露问题而被定为“诽谤罪”等做法。五是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官本位意识，“面子”意识，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六是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害怕群众，不敢与群众打交道。七是部分领导干部对上负责大于对群众负责，这与干部授权方式相关。八是有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以传统的工作方法对待今天的群众，以行政权力管卡压为主，群众不能接受。有许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表面看都不是什么大事情，但积累多了就导致民怨，而我们的某些干部对此没有危机意识。
二、新考验与新挑战
群众基础与干部队伍两个主体的变化相互交织，又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结合在一起，对党的群众工作形成重大考验与挑战：
一是群众主流一方面渴望公正、稳定，另一方面各阶层之间又互信不足，公权力与民众之间良性互动不足，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考验党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合法性。
二是群众的诉求大多与利益相关，考验党能否公正协调利益关系。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指能否公正协调社会分配，防止公权力与民争利；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基层各种利益矛盾能否得到公正、及时化解。基层普遍反映，现在思想工作难做，因为所有的思想问题的背后都是利益问题，如果利益问题不解决，思想工作收效甚少。这是最大的问题。
三是社会利益诉求与政治诉求交织在一起，考验党如何应对民主政治。群众首先关注的是利益，但利益能否得到公正协调，需要特定的制度、法律保障，这与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权力制约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社会公正是靠民主的制度、机制来保障的。这就要求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转变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的机构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能够与这种新变化新要求相适应，有的则明显不能适应，习惯于用传统的强制性手段对待群众，少数地方甚至出现过领导者一句话就决定一个街道、一个村庄是否拆迁的行为，这与社会主流价值理念有很大差距。
四是群众工作中出现“倒逼”现象，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改革魄力与能力。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但作为群众个体、群体而言，需要党来组织、引导群众，这就是群众工作。现在是群众“倒逼”我们改进工作，比如，社会批评、社会监督日益增多，公民社会的发育已经是客观趋势，而我们面对变化了的群众有时却陷于被动应付，哪里出了窟窿就往哪里堵，哪方面出现问题就强调哪方面的重要性。换句话说，群众工作方式的转变滞后于社会的变化。实际上社会的发展和转型需要实事求是、统筹全局、未雨绸缪的引导方式。
五是党风廉政问题直接影响群众工作的效果，考验执政党能否最大限度地解决党风廉政问题。党风廉政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其深层次原因之一与党风廉政问题有关。就干部队伍总体而言，出现的问题大多数属于作风层面，如对群众冷漠，方式简单粗暴，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等等，导致群众难以接受。但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本质上还是能否以群众权利为本位的问题。
三、规律性经验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党的群众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开展，在基层涌现出大调解机制、群众参与立法等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新做法。党的群众工作初步展示出带有规律性的经验：价值取向符合时代主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搞好群众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渗透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之中，贯穿于权力运作的全过程，是做好群众工作最根本的前提。以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甚至小团体利益来侵蚀公众利益，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不合理不合法的。唯有突出强调这一点，才有所谓执政为民的制度与行动。
注重民生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群众是现实的，公正协调各方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是维系当下社会稳定与进步的基本条件，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没有民生的进步，就没有党的群众基础。
发展民主以保障利益协调的公正性。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保证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所共享，社会利益调节需要民主决策机制的保障，需要给各方利益相关者以畅通的表达诉求通道与平等的机会，也离不开各利益群体之间、各群体与公权力行使者之间的相互沟通、对话协商。没有民主，社会公正就只能依赖于少数权力行使者的素质。民主的制度化发展需要与经济发展同步。
强化党组织和政府的服务功能，把服务蕴含在社会控制之中。在中国，社会治理是典型的执政党起主导作用的治理，即所谓政党治理。执政党和政府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强化其服务功能确是时代的需要，是增强党执政合法性的需要。面对变化了的时代和群众，唯有服务，从权力运行的体制和机制上，从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上、工作重心上，转变到服务方面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在群众中的政治动员力，形成对社会的凝聚力。
与时俱进，转变工作方式。以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以与时代发展相吻合的方式开展工作，灵活多样，确保党以多种姿态、手段联系群众。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