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百年，足行万里，弟子以千数。何兹全先生不仅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老师，更是一位著作等身、成就斐然的历史学家。
辩证唯物史观使人聪明。这是何兹全先生对自己数十年治学道路、治学经验、治学思想的总结。他在1997年为《爱国一书生》所作的《自序》中这样写道：“平心而论，我是个中庸之资。和我的同代同行来比，我的天分是差人一头的。今天使我也能稍有成就作为他们同列中的一员，只是我稍多读了几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书而已。辩证法使我好思考，也才聪明了一点。”正是这几句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心声，也反映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秘诀”，一个真理。
“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是何兹全先生为学为人的宗旨。扩而大之，这是一个学人如何对待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是否还要继续努力耕耘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人如何在学术的群体、学术的海洋中摆正自身位置，从容而处的问题。何先生以此语作为座右铭，这对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极具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2001年，何兹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自谦地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七十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贫乏’、‘不浅薄’。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何先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概括，是中肯的，而他对自己“近七十年”的遭际和学术生涯的概括，读来令人深思。如说“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这不就是“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吗！他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努力探求新知用以充实它们，这不就是“择善而固执之”吗！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境界，何先生年逾九秩，还笔耕不辍，不断书写出理性与激情相融合的华章。
何兹全先生对自己老师的敬重和真情，在史学界以至在整个学术界堪称楷模。其所以如此，因为他的这种敬重和真情，不止是表现在生活中、礼仪中，更表现在学术中。十年前，当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时，便想到请何先生出面推荐一部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列入“名著”系列。在何先生明白了编者意图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关于我老师的事情，我愿意做！”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参与其事的年轻学子。经过何先生的反复思索、考订、编辑，从书名的确定到内容的编次，年届九十的何先生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做得严谨有序，一丝不苟，这就是后来面世的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从一定意义上说，何先生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和智慧，集中地反映在他为此书所撰写的《前言》中。一方面，何先生高度评价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认为书中所收录的已发表的五篇论文，“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他对傅斯年的学识、学术事业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何先生对傅斯年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点，做了冷静的分析和有理论深度的批评，他写道：“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从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人和人的接触中，人和社会的接触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这一段分析、阐述，再一次显示出何先生在辩证唯物史观理论方面的修养和造诣，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领会。
因为“批评”了老师，所以何先生在这篇《前言》的末尾处做了这样的表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当这篇《前言》先期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刊出后，一时间，海内外史学界赞声不绝，传为佳话。当然，傅先生“在天有灵”，自当“莞尔而笑”，夸奖何先生的这份“真诚真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学者名片
何兹全（1911-2011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主要集中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其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三国史》等。
辩证唯物史观使人聪明。这是何兹全先生对自己数十年治学道路、治学经验、治学思想的总结。他在1997年为《爱国一书生》所作的《自序》中这样写道：“平心而论，我是个中庸之资。和我的同代同行来比，我的天分是差人一头的。今天使我也能稍有成就作为他们同列中的一员，只是我稍多读了几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书而已。辩证法使我好思考，也才聪明了一点。”正是这几句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位历史学家的心声，也反映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秘诀”，一个真理。
“择善而固执之，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这是何兹全先生为学为人的宗旨。扩而大之，这是一个学人如何对待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和是否还要继续努力耕耘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人如何在学术的群体、学术的海洋中摆正自身位置，从容而处的问题。何先生以此语作为座右铭，这对我们这些晚辈、后学极具深刻的启示和教育意义。
2001年，何兹全先生在《九十自我学术评述》一文中自谦地写道：“20世纪30年代初学写文章，到现在已近七十年。回头看看自己的成就，虽然自己也曾有时‘骄傲’、有时‘委屈’过，但基本上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的。客观、公平地评估自己的一生，有五字可用：‘贫乏’、‘不浅薄’。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何先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概括，是中肯的，而他对自己“近七十年”的遭际和学术生涯的概括，读来令人深思。如说“大多时间还是虚心、甚或心虚”，这不就是“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吗！他不轻易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努力探求新知用以充实它们，这不就是“择善而固执之”吗！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境界，何先生年逾九秩，还笔耕不辍，不断书写出理性与激情相融合的华章。
何兹全先生对自己老师的敬重和真情，在史学界以至在整个学术界堪称楷模。其所以如此，因为他的这种敬重和真情，不止是表现在生活中、礼仪中，更表现在学术中。十年前，当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时，便想到请何先生出面推荐一部傅斯年先生的著作列入“名著”系列。在何先生明白了编者意图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关于我老师的事情，我愿意做！”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参与其事的年轻学子。经过何先生的反复思索、考订、编辑，从书名的确定到内容的编次，年届九十的何先生全身心投入，可以说做得严谨有序，一丝不苟，这就是后来面世的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从一定意义上说，何先生为此书付出的心血和智慧，集中地反映在他为此书所撰写的《前言》中。一方面，何先生高度评价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史专著”，认为书中所收录的已发表的五篇论文，“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 ”。他对傅斯年的学识、学术事业也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何先生对傅斯年提出的“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点，做了冷静的分析和有理论深度的批评，他写道：“主张史学即史料学、一分材料一分货的，主要是反对预先在脑子里有个理论或方法。这种反对是没有用。从古以来，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也就是他的理论。人在和客观实体的接触中都有反映……几千年来人类从和客观实体的接触及和人群自我的接触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也就是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人和人的接触中，人和社会的接触中，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理论。反对研究历史先在脑子里有个方法和理论的人，其实自己也是先在脑子里已有他自己的方法和理论的，只是各人脑子里的方法和理论不同，有先进、落后，正确（或部分正确）、错误的区别而已。”这一段分析、阐述，再一次显示出何先生在辩证唯物史观理论方面的修养和造诣，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和领会。
因为“批评”了老师，所以何先生在这篇《前言》的末尾处做了这样的表示：“‘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吾师在天有灵，当仍会喜爱此顽愚学生的真诚真情，莞尔而笑，不会说我灭师灭祖，把我赶出师门的。”当这篇《前言》先期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刊出后，一时间，海内外史学界赞声不绝，传为佳话。当然，傅先生“在天有灵”，自当“莞尔而笑”，夸奖何先生的这份“真诚真情”。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学者名片
何兹全（1911-2011年），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主要集中研究汉唐经济史、兵制史、寺院经济和魏晋南北朝史，是国内最早倡导“魏晋封建说”的学者之一，其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中国文化六讲》、《三国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