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国―新加坡领导人才选拔与培养论坛，今天在美丽的新加坡隆重开幕。刚才，张志贤副总理的致辞和吴作栋资政的发言对我们很有启发。下面，我就提高和谐社会领导者的公信力作个发言。
一、中华文化之魂在“人和”
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人和”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孔子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是中国历朝历代对社会治理状况的最高评价。
“人和”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中人与人和睦相处，以及个人精神与现实的协调。
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丝绸之路，连结亚欧大陆，是一条和平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货物和贸易，传播的是友谊和文化。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漂洋过海，同住在国人民友好相处、和谐相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华文化“人和”思想的厚重价值和独特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执政的重要纲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带来的利益多元复杂、矛盾易发多发等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倡导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是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二、国家“人和”的基础在社会公信
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础。社会公信度越高，社会和谐的基础就越牢固。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政府公信力强，就能引领和支撑社会公信，保障和促进“人和”；政府失去公信力，就会产生治理危机，导致社会无序混乱、国家祸患丛生。中国历史上失信亡国、立信强国的例子并不鲜见。
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来源于政府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绩效，一方面来源于对公众的尊重、诚信和廉洁行政。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民有灾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党员和干部始终冲在第一线，做人民的主心骨。比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面对空前惨烈的灾难，中国党和政府视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紧急动员一切力量抗震救灾。许多灾区党员干部在自己丧失亲人的情况下以救别人为先，带领群众抢险救灾。4500多万共产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亿元。2008年底中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出台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党领导了全国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有企业带头不解雇员工，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党和政府紧急部署抗震救灾，不惜一切代价搜救生命、全力保障灾民生活。正在国外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前回国，和人民一起抗震救灾。获救的藏族群众说，有党、有政府、有各族兄弟，我们一定能度过这最艰难的时候。去年3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4个国家就国家经济和国家前进方向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肯定国家前进方向，82%的中国人对国民经济感到满意。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存在着流失和受损的危险。比如，有的地方领导科学发展、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不强，有的地方政策透明度不够；少数公务员不严格依法办事，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问题，都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大明确把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党和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并将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
三、社会公信的保障在法治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社会公信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
中国历史上法治传统相对薄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艰辛探索。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1999年将此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以宪法为核心，以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在快速变革发展中，能够长期稳定、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法治建设起了有力的保障作用。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法治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亟需提高，法制的执行力亟待增强。我们将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国外包括新加坡的有益经验，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清明保障社会和谐。
四、社会公信关键在领导者的公信力
领导者是社会的中坚，领导者的公信力示范和引领社会公信。中国有句古话，“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把培养选拔人民信得过的执政骨干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在党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出在“德”上，而不是“才”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党的十七大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我们所说的“德”，首先是领导者的政治道德，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执政为民、坚守清正廉洁，同时还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才”主要指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我们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贯穿到考察、识别、选用领导者的全过程。
二是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领导者选拔制度。领导者的公信力与领导者的产生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有科举制度，但更多的是“伯乐相马”。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主要依靠领导人和组织部门选人。这套办法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弊病，如选人视野不够宽、竞争性不强、透明度不高，从而公信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党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按照这一要求，去年我们制定出台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力求通过十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民主选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成为我们选拔任用领导者的必经程序，民意调查得到广泛运用。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考察人选的确定，都运用了民主推荐的办法。在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过程中，第一次采取民主推荐产生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预备人选。下一步，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时，我们将着重提高民主质量，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的科学性真实性，防止唯票取人。
――公开选人。就是适应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求，不断增加领导者选拔工作的透明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于江苏沭阳等地的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开，考察预告、空缺职位预告等做法也普遍实行。这些年干部工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地方建立了党委组织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信息向社会公开制度，到2012年基本实现干部工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
――竞争选人。就是用“马场赛马”、公平竞争的办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探索，现已成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2003―2008年，全国各级机关共公开选拔干部近3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7000多名；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28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4.5万名。一些地方还探索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选拔方式。中共十七大前，全国有17个省区市300多个乡镇探索试行了党员或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将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提高选拔质量。
――择优选人。择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差额选拔是实现择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已在各地各部门广泛运用，不少地方和单位还试行了差额票决。我们中组部带头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七大以来通过“四差额”选拔局长9名，面向部外公开选拔局长4名、副局长6名。我们正按照十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部署，制定差额选拔干部办法，下一步将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普遍推行。
三是建立干部选拔任用满意度民意调查制度，形成提高领导者公信力的有力杠杆。公众满意度是衡量领导者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提高领导者的公信力，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调查评估机制，把公众分散的、零碎的意见集中上来，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处理，形成对民意准确的整体判断。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建立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制度，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意调查由第三方（国家统计局）独立进行，组织部门不能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调查通过抽样问卷方式开展，8万个样本涵盖各类社会群体。我们把民意调查结果向各地区各部门进行反馈，并将4项主要指标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这样做把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压力和动力，传递到了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2009年民意调查显示，对干部选拔任用、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分别比上年提高4.25分和3.51分。我们认识到，选人用人公信度是个“易碎品”，上去不容易，下来很容易，要增强高度的责任感和一贯的危机感，持之以恒地做好工作，促进选人用人公信度不断提高。
新加坡在领导者公信力建设方面有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先后选派1200多名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培训，中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到新加坡考察学习。“中新论坛”的举办对加深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是有力的推动。我们将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加强和谐社会领导力建设，同时促进中新友谊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系作者今年4月16日在中国---新加坡“和谐社会与领导力建设”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一、中华文化之魂在“人和”
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人和”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孔子主张“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政通人和”是中国历朝历代对社会治理状况的最高评价。
“人和”包括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中人与人和睦相处，以及个人精神与现实的协调。
在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丝绸之路，连结亚欧大陆，是一条和平之路。郑和七下西洋，带去的是货物和贸易，传播的是友谊和文化。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漂洋过海，同住在国人民友好相处、和谐相融，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华文化“人和”思想的厚重价值和独特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把实现社会和谐作为执政的重要纲领，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转型带来的利益多元复杂、矛盾易发多发等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倡导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坚持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是在新时代对中华民族和谐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二、国家“人和”的基础在社会公信
社会要和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基础。社会公信度越高，社会和谐的基础就越牢固。政府的公信力是社会公信的支柱。政府公信力强，就能引领和支撑社会公信，保障和促进“人和”；政府失去公信力，就会产生治理危机，导致社会无序混乱、国家祸患丛生。中国历史上失信亡国、立信强国的例子并不鲜见。
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来源于政府管理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绩效，一方面来源于对公众的尊重、诚信和廉洁行政。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人民有灾有难、有险有乱的时候，党员和干部始终冲在第一线，做人民的主心骨。比如，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面对空前惨烈的灾难，中国党和政府视人民的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紧急动员一切力量抗震救灾。许多灾区党员干部在自己丧失亲人的情况下以救别人为先，带领群众抢险救灾。4500多万共产党员自愿交纳抗震救灾“特殊党费”97亿元。2008年底中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决策，出台应对危机“一揽子计划”，党领导了全国的“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国有企业带头不解雇员工，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党和政府紧急部署抗震救灾，不惜一切代价搜救生命、全力保障灾民生活。正在国外访问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前回国，和人民一起抗震救灾。获救的藏族群众说，有党、有政府、有各族兄弟，我们一定能度过这最艰难的时候。去年3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在24个国家就国家经济和国家前进方向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肯定国家前进方向，82%的中国人对国民经济感到满意。
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存在着流失和受损的危险。比如，有的地方领导科学发展、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不强，有的地方政策透明度不够；少数公务员不严格依法办事，甚至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问题，都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我们对这些问题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大明确把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党和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并将坚持不懈地为之努力。
三、社会公信的保障在法治
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社会公信需要法治来塑造和强化。法制健全并得到严格执行，才能有效规范政府和社会成员的行为，增强人们相互交往与合作的信任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安定有序。
中国历史上法治传统相对薄弱。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了艰辛探索。1978年，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1999年将此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以宪法为核心，以涵盖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依法执政能力不断提高，法治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在快速变革发展中，能够长期稳定、充满活力，不断进步的法治建设起了有力的保障作用。中国现在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法治国家。公务人员的法治意识亟需提高，法制的执行力亟待增强。我们将坚持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学习借鉴国外包括新加坡的有益经验，从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自觉守法等方面扎实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清明保障社会和谐。
四、社会公信关键在领导者的公信力
领导者是社会的中坚，领导者的公信力示范和引领社会公信。中国有句古话，“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变士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把培养选拔人民信得过的执政骨干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
一是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我们党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在党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的考验越来越多。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出在“德”上，而不是“才”上；人民群众对干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德”上。党的十七大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突出了“德”在干部标准中的优先地位。我们所说的“德”，首先是领导者的政治道德，包括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执政为民、坚守清正廉洁，同时还有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才”主要指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本领。我们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贯穿到考察、识别、选用领导者的全过程。
二是建立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领导者选拔制度。领导者的公信力与领导者的产生方式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有科举制度，但更多的是“伯乐相马”。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主要依靠领导人和组织部门选人。这套办法有它的优势，但也有弊病，如选人视野不够宽、竞争性不强、透明度不高，从而公信力不强。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我们党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共十七大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按照这一要求，去年我们制定出台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力求通过十多年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民主选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已成为我们选拔任用领导者的必经程序，民意调查得到广泛运用。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考察人选的确定，都运用了民主推荐的办法。在十七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过程中，第一次采取民主推荐产生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预备人选。下一步，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同时，我们将着重提高民主质量，增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的科学性真实性，防止唯票取人。
――公开选人。就是适应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要求，不断增加领导者选拔工作的透明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开始于江苏沭阳等地的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很快在全国各地推开，考察预告、空缺职位预告等做法也普遍实行。这些年干部工作信息公开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地方建立了党委组织部门新闻发言人制度。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干部工作信息向社会公开制度，到2012年基本实现干部工作信息公开的制度化规范化，让选人用人权在阳光下运行。
――竞争选人。就是用“马场赛马”、公平竞争的办法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探索，现已成为我国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方式。2003―2008年，全国各级机关共公开选拔干部近3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7000多名；通过竞争上岗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28万名，其中县处级以上4.5万名。一些地方还探索了公推公选、公推直选等选拔方式。中共十七大前，全国有17个省区市300多个乡镇探索试行了党员或党代表直接选举产生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我们将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力度，提高选拔质量。
――择优选人。择优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目的，差额选拔是实现择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已在各地各部门广泛运用，不少地方和单位还试行了差额票决。我们中组部带头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十七大以来通过“四差额”选拔局长9名，面向部外公开选拔局长4名、副局长6名。我们正按照十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部署，制定差额选拔干部办法，下一步将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普遍推行。
三是建立干部选拔任用满意度民意调查制度，形成提高领导者公信力的有力杠杆。公众满意度是衡量领导者公信力的重要指标。提高领导者的公信力，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调查评估机制，把公众分散的、零碎的意见集中上来，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处理，形成对民意准确的整体判断。200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开始建立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制度，已经连续两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意调查由第三方（国家统计局）独立进行，组织部门不能以任何方式施加影响。调查通过抽样问卷方式开展，8万个样本涵盖各类社会群体。我们把民意调查结果向各地区各部门进行反馈，并将4项主要指标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这样做把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压力和动力，传递到了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有力地促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2009年民意调查显示，对干部选拔任用、防止和纠正用人上不正之风的满意度，分别比上年提高4.25分和3.51分。我们认识到，选人用人公信度是个“易碎品”，上去不容易，下来很容易，要增强高度的责任感和一贯的危机感，持之以恒地做好工作，促进选人用人公信度不断提高。
新加坡在领导者公信力建设方面有许多好经验好做法。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先后选派1200多名地厅级以上领导干部到新加坡学习培训，中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干部到新加坡考察学习。“中新论坛”的举办对加深两国的交流与合作是有力的推动。我们将学习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加强和谐社会领导力建设，同时促进中新友谊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本文系作者今年4月16日在中国---新加坡“和谐社会与领导力建设”论坛上的主旨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