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中曾三次莅临台湾，分别在1900年、1913年和1918年。
第一次赴台：春风化雨润人心
长沙街位于台北最古老的市街艋�{一带，这里是孙中山当年来台居留最久的地方。
1900年9月24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从日本神户经马关赴台，于28日抵达基隆港。他在台北新起町(现为长沙街)设立革命总司令部指挥所，在此策划惠州起义。当时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当局虽表面上许诺“起事后可以相助”，实际密令干预孙中山在台的“任何行动”。
台湾孙中山纪念馆原副馆长曾一士向记者出示已经解密的日本官方文书。文书透露，孙中山抵台当日，台湾殖民当局即电告日本内务省：“彼等行踪正严密监视中。”次日，日本内务省回电：“孙逸仙之任何行动，请即监视并干预。凡本邦人对之给予支助者，应视同妨碍外交事务，严格取缔。”
惠州起义失败后，台湾殖民当局奉日本政府之命，将孙中山等人驱逐出台湾。孙中山于11月10日离台赴日，此次在台共停留42天。
42天的往来奔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开始在台湾传播。1910年7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成员曾发展到76人。因受当局的排斥与限制，分会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但摆脱日本殖民统治、重回祖国怀抱的理念在台湾民众心中已是“春风化雨润人心”。
辛亥革命爆发后，台湾民众从1912年至1915年，先后在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赴台：酒赠壮士表寸心
闹市不知春色处。步入逸仙公园，一下就隔开外界嘈杂声。公园内花木俨然，有一池碧水、数十株松竹梅，极具江南韵味。园内的孙中山史迹馆，正是孙中山第二次赴台时下榻的“梅屋敷旅馆”。
孙中山第二次赴台，是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失败后的赴日途中。1913年8月5日，孙中山与胡汉民及随从等乘“抚顺丸”自福建马尾抵达基隆，由台湾总督府派员接待前往台北御成町梅屋敷。由于日本殖民当局严密监控并催促尽速离台，中山先生在台仅停留10个小时，但仍秘密会见了翁俊明、蒋渭水、罗福星、廖进平等抗日志士。
当年刚满18岁的廖进平受父亲和中部士绅委托，将募集的6万日元交给孙中山，作为革命之资。孙中山回赠两瓶威士忌，分授蒋渭水和廖进平。
1946年，国民党当局以梅屋敷原址建成孙中山史迹纪念馆。1983年由于铁路建设，纪念馆以原址搬迁的方式挪向北约50米处重建，于197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再度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的史迹馆恢复当年梅屋敷原貌，是一栋面积约150平方米、具有浓郁日式风格的建筑物，屋顶覆盖着老式暗黑色“理想瓦”，十分幽静清雅。管理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这里毗邻台北火车站，又是免费入园，经常有大陆旅行团前来凭吊参访。
进入馆内，正面墙上悬挂孙中山为旅馆主人大和宗吉亲书的“博爱”二字。房中摆有木质方桌和坐垫，全都保存孙中山驻跸时原状。此外还摆设了远从旧金山搜集到的孙中山使用过的办公桌椅，以及介绍孙中山与台湾渊源的历史照片、旧报和文档。
张张黑白照片和泛黄的文稿进入眼帘，仿佛将人带入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彼时此屋伟人赠酒，壮士心头澎湃激情。
第三次赴台：君子所过存者神
孙中山第三次赴台仅短短一个小时，足迹所到处已不可考。
第一次护法失败后，孙中山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务。为了寻找革命出路，他和战友们商量要在台湾建立大陆以外的革命基地，并决定亲自赴台和台湾同胞见面，唤起民众意识。
1918年6月，孙中山由广州搭船经过汕头，再转乘“天草丸”于7日下午抵达基隆。日本殖民当局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极力加以阻挠，遂派员到船上接待，不让孙中山在台停留。孙中山不得不在抵台仅一小时后便改乘“信浓丸”前往日本神户。
台湾历史学者王晓波表示，孙中山第一次赴台时，日本刚刚占据台湾，还比较放心让孙中山前来。到后来，他们越来越发现中山先生在台湾的影响，也就不敢再让孙中山和台湾同胞接触。
“孙中山三次渡台时间虽不长，却将台湾与中国革命运动联成一体。”曾一士说，孙中山一方面吸收台湾同胞前赴大陆，或追随国民革命，或学习中华文化；另一方面以民族大义点燃台湾革命火种，感召台湾同胞觉醒抗日。
他强调，从台湾同胞之后前赴后继参与反日、维护统一的斗争中，人们可以感到孙中山先生三度来台的影响，感受到中山精神在台的传播，这正如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