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董必武也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作为曾经的同盟会元老，从两次国共合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以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为推进中国革命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886年，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他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青少年时期的董必武，目睹清朝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对中国人民的欺压掠夺，立志救国救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董必武毅然奔赴武昌投入战斗，从一个晚清秀才成为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从此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职业革命家道路。他追随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黑暗让他苦闷痛心，“触于眼帘，即市井萧条，民气沮丧，沉郁惨淡，人以幸生苟免为心”。董必武走上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
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董必武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他与李汉俊等人讨论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的结论。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从中看到了民众行动起来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新的希望。
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他通过恽代英同志主办的利群书社，设法为学生购买《新青年》《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邀请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传播和宣传革命思想，使这所学校成为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摇篮。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1920年秋，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同志创建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在武汉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传播新思想，并派得力同志到工人中去，举办夜校、识字班，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在董必武等同志组织领导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图为浙江嘉兴南湖中共一大纪念船内景
1921年七八月间，董必武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董必武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和湖北区执委会委员。在他和区委同志的组织领导下，武汉成为近代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爆发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湖北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对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首次提出了“民主的联合战线”问题。同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和马林建议，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图为广州中共三大会址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图为孙中山（右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场景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实际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必武在国民党中央、湖北省党部和政府内均担任要职，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
董必武坚决贯彻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提出的“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方针，认为要实现、坚持和发展党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一定不能丢了领导权，必须要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董必武在湖北开展革命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不能放弃自己力量的观点，注重把领导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秘密筹建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并改组了中共鄂豫皖、湘鄂赣两地省委，调整补充了中共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大批农民、学生等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他充分利用改组后的国民党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吸收各界人士参加革命活动，把湖北国民党组织建设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使武汉成为北伐战争后期国共合作的重要舞台。
此外，董必武还非常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发动农民和武装斗争的主张。1926年，董必武主持筹建了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董必武亲自任教，向农民运动干部宣讲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理论政策。1926年底，董必武筹办湖北中小学教师党义研究所，剖析当时革命形势、阐释统一战线之必要性。在武装斗争方面，董必武认为坚持革命非武装不可，建立和发展工农武装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保证。他指出：“革命要党员武装化、民众武装化。我们知道，凡是革命，非武装不可。”1926年，他在汉口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为各地工农武装收藏并转运枪支弹药，指导湖北等地的农民建立农民自卫团。在大革命惨遭失败的危机时刻，他亲自部署革命同志撤退，鼓励同志们转入隐蔽斗争，坚持“武装斗争”，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保存积蓄了实力。
图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宋庆龄先生发表的宣言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举行南昌起义。董必武与宋庆龄、邓演达、毛泽东等22人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汪，号召进行坚决斗争。11月，中共鄂东特委举行黄麻起义，以董必武的名义出布告、发传单，号召工农开展武装斗争。
在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董必武根据党的指示东渡日本。1928年，党组织派他到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参加长征，历经千难万险，走完长征路。到达陕北后，董必武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道，忠实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在重庆留影
争取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南方局的一项中心工作。抗战时期的中间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之间，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社会贤达在内的广大中间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统称。在当时的中国，这股中间势力不容小觑，在抗战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广泛发动并团结中间势力，是党“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极严重的任务”。
董必武作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国统区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进行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广交朋友是董必武做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要把统战工作做好，除了政治原则上的团结外，还需要和他们交朋友，建立感情和友谊。在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史良等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交往中，董必武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形势，商讨抗日救国大计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对于他们召开的各种会议，几乎是每会必到，到会必同他们亲密会谈，会谈地点大多在被董必武称为“民主之家”的特园。后来，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国共关系日益紧张，面对复杂形势，每当有些朋友出现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时候，董必武便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登门拜访，帮助他们擦亮眼睛，辨明方向；每当民主人士遇到危难时，董必武总是及时伸出友谊之手，给予真诚的帮助。
1940年底，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在演讲中揭露国民党权贵利用抗战发“国难财”的行径，怒斥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其逮捕入狱。董必武获悉后，立即投入到营救工作中。为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卑劣做法，董必武还利用庆祝马寅初60大寿的名义，与周恩来、邓颖超联名赠送一副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寿联是他撰拟并亲笔书写的，独具匠心。在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交往中，董必武始终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见。他们也把董必武当作最可信赖的朋友。
抗日战争时期，南方局在重庆街头组织抗日宣传
董必武不仅亲自做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还派得力干部到他们中间去协助工作。张友渔、王炳南就是董必武直接派到救国会的。张友渔遵照董必武的指示努力工作，协助邹韬奋办好《全民抗战》这个刊物；王炳南在救国会中主要担负同沈钧儒的联系工作。不久，张友渔、王炳南都成为救国会的领导骨干，与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张申府、刘清扬、史良一起，共同领导救国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董必武对中间力量要求联合起来的愿望和活动给予支持和鼓励，尽其所能推动各中间党派的联合。抗战时期，各党派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等多次在重庆秘密集会，“同声慨叹国民党之褊狭暗劣”，一致认为“广大中间人士如吾侪者，不容自轻责任，必当慷慨而起，联合同心，进而推动两党团结抗敌”。他们“想来想去”，都觉得“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酝酿讨论期间，董必武经常赴张澜寓所，与沈钧儒、邹韬奋（救国会）、黄炎培（职业教育社）、李璜（青年党）、章伯钧（农工民主党）等讨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问题，推动他们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联合起来的决心更大了，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联合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在其成立前夕，董必武在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接触、交谈中，积极推动他们团结、合作，使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的思想发生了转变。黄炎培原来对国民党蒋介石抱有诸多幻想，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一些误解。蒋介石也有意拉拢他。然而，通过董必武不断用事实教育和引导，黄炎培得以逐渐觉悟。正是基于对周恩来、董必武等的信任，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在筹备民盟的过程中，主动将成立情况、领导人选等透露给周、董二人。周恩来、董必武还同民盟同志一起研究如何使其组织公开化、合法化的问题。
梁漱溟离渝赴港前，曾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拜访，周恩来、董必武热情接待了他，帮助他筹划香港之行。梁漱溟到达香港之后，在报刊登记证、经费等方面遇到困难，南方局即指示中共驻香港机关大力协助和资助，帮助他克服了困难。
此后，在周恩来、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经王昆仑、许宝驹、王炳南等人酝酿，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于1941年夏成立，其中王炳南代表中共参加，团结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高级幕僚职务的进步人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
1943年，董必武又派徐冰去推动和帮助邓初民、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李济深、陈铭枢、张志让、郭春涛等人，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团结国民党内的民主进步分子，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基础。董必武还派共产党员陈钧以小业主的身份在中小工厂中进行活动，在斗争中推动他们扩大联合，筹组中小工厂联合会，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做准备。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董必武对于国民党上层人物，也做了大量争取和团结的工作。
1939年，董必武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派张友渔、梅龚彬等参加国民政府新设立的战地党政委员会，以设计委员的名义，常与李济深、冯玉祥等联系，同时以文化人身份从事文化运动和民主运动。在李济深的支持下，他们出版了《战地通讯》《战地评论》等刊物，并经常邀请在重庆的民主人士举行战地座谈会、星五聚餐会等，对团结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中）在研究工作
同一时期，董必武和周恩来同志一起，与中间势力和国民党上层人物杨杰、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吾、郭春涛等组成九人小组，经常秘密集会，谋划联络各界进步人士开展联合抗日斗争。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还指示王炳南（中共派往重庆的秘密代表）与郭春涛配合，组织“东方文化协会”，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担任会长、覃振担任副会长，王炳南、郭春涛、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等为常务理事，郭春涛兼任秘书长主持日常会务。协会成员还有日本反战同盟、越南、印度、泰国的代表，以及台湾地区的代表。协会通过合法的文化活动，参与和沟通各种形式的国际抗日活动，协助中共工作。该协会把有关方面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和日本反战同盟代表中获得的日军大本营的动向、日德之间的外交密电，以及被俘日军高级将领的口供、截获日军的文电等重要情报，经过分析整理后通过王炳南及时转告中共中央。并为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情报，做出了成绩。
董必武非常重视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开展统战宣传工作，注重发挥报刊在宣传党的政策、发展统一战线方面的巨大作用，先后筹办《楚光日报》、《汉口民国日报》、《群众》周刊等，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政策，揭露批判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革命的阴谋活动，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后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董必武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中共地下组织，于陪都重庆推动创办了《新华日报》，他亲自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新华日报》成为在国统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重要阵地，很多中共的重要情况都在上面刊登。
重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1940年8月19日，190架敌机空袭重庆。第二天，又有170架敌机来袭。大量的燃烧弹让山城变成了火海。饥饿和死亡威胁着重庆。
这期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多篇呼吁战胜困难的社论，极大地鼓舞了人心。8月25日，《新华日报》刊登八路军司令员朱德、副司令员彭德怀发来的电报，八路军组织百团大战。此后一个月，百团大战连续取胜的消息不断登出。许多人写信并寄来专款，请报馆转交八路军。
重庆一家汽车公司的修理工人集体向八路军捐献了107元钱，他们在来信中说，“八路军的光荣战绩使我们确信，最后胜利一定操在我们手中。过去我们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是非常错误的。”
一名读者寄来3元钱。他写道，看了朱、彭两将军的电报，“我的热泪簌簌而下。我沉然凝思许久，这个捷报对全国同胞坚持抗战不啻一兴奋剂，而对那些对抗战前途抱悲观的人，却是当头棒喝。”
对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作出贡献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新华日报》也给予积极的鼓励和支持。逢冯玉祥60寿辰，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祝寿诗：
上将勋名日月高，
时危草野起英豪。
龙争虎斗风云会，
豕突狼奔海宇骚。
力赞中枢抗强寇，
性耽佳句弄柔毫。
吟诗寿事原余事，
语妙并卅快翦刀。
对冯将军深明大义、力主“中枢抗强寇”的行为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董必武还对为促进国共合作、担任国共两党谈判联络人张冲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挽词：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定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悼，始病寒继病疟，沉疴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为纪念国民党将领张自忠将军殉国3周年，董必武慨然题诗：
汉水东流逝不还，
将军忠勇震瀛寰；
裹尸马革南瓜店，
三载平芜血尚斑。
歌颂张将军为国殉难的英勇精神。
整个抗战期间，南方局积极开展统战宣传工作，为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主人士、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转载自微信号“统战新语（tongzhanxin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