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
1916年12月，蔡元培受命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当时，北大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构，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学生对于教员，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平时放荡野游，考试照抄讲义；不要真才实学，只要分数文凭。蔡元培来到北大后，为了转变腐败的校风，专门组织了“进德会”，主张不赌、不嫖、不取妾、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等，以和封建道德对抗，“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为了活跃学术研究，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对教员打破“年龄”“资格”限制，网罗各方面人才。对学生，坚持以考试成绩进行录取，使一些出身贫苦的青年能够进入北大学习。但对不学无术的教员，蔡元培并不包容，即使是洋教员，也在辞退之列。有一位文科教员，品行不端，生活作风败坏，在几名学生的提议下，蔡元培把他赶出了学校。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费孝通现身说法强调教育经费】
费孝通的家族有执着教育事业的传统。费父为了培养有知识的下一代，总是先把教育子女的钱扣出来，余下的钱才用于安排家庭其他开销。同样，费孝通本人一生从未脱离教育事业。他在谈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被解除了一切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一事时说，“实际上我喜欢这个（当教授）角色”。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他登台所作的讲话就是阐发对教育问题的见解。他举了自己父亲预留子女教育经费的例子，并提出要改变那种把基建投资作为硬任务规定之后，才把余款拨给教育等软项目分配的做法，强调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例必须固定下来。
费孝通（1910—2005），江苏吴江人。1928年起先后在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学习。1935年赴英国留学，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在云南大学、清华大学任教授，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中有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等职。1987年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代表作有《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
【潘大逵为大学毕业生谋出路】
1937年七七事变后，潘大逵到成都受聘为四川大学、朝阳学院、光华大学教授，并当选四川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当时，四川地方政府大规模举办各种训练班，借此培植亲信，网罗党羽，垄断地方用人特权，造成大批知识分子失业，使没有特殊背景的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工作。潘大逵充分利用参议员身份，在四川省临时参议会上提出请省府停办各种短期训练班案，并列举了7个理由：“一、破坏教育系统；二、不能造就真正人才；三、虚耗大宗金钱；四、鼓励侥幸投机；五、制造门户派别；六、造就失业危机；七、影响行政效率”，努力反对任人唯亲、自成体系，为广大大学毕业生谋求出路。
潘大逵(1901—1991)，重庆开县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民盟中央常委，全国人大第一、五、六、七届代表，四川省政协第一、五届副主席，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著有《现代政治思潮》《中国宪法史纲要》《政治学概论》《风雨九十年》等书。
【陶行知带领师生自建校园】
1926年底，陶行知在南京北郊一个小乡村创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晓庄学校”。陶行知把学校所在的小庄改名为晓庄，寓意“太阳出来了，这个村庄就可以见到光明了”。学校创办时，一无所有，陶行知就头戴草笠，脚穿草鞋，亲自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挖厕所；自己挑粪，挑水，种粮，种菜，养猪，养鱼；烧饭、勤务的事都自己干。渐渐地，一座座茅草房建造起来了，学校设施也都有了。陶行知把图书馆题名为“书呆子莫来馆”，把圆形的礼堂题名为“犁宫”，体现了乡村教育的特色。他在“犁宫”门口为全校师生写下了这样一幅对联：
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
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7年起，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1945年当选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6年7月，因长期劳累过度，不幸逝世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