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签证扔进黄浦江】
1939年，钱伟长考取了庚子赔款的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船运中断，改派至加拿大。当得知所乘轮船要经过日本，并在横滨逗留3天后再起程时，钱伟长和其他公费生一致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经留日本有损国格，于是他们全体愤然离船，大家一起把加有日本签证的护照扔到了黄浦江里。后来，英国人道歉说：“不知道你们会有如此强烈的爱国心。”直到1940年8月，钱伟长才再次在上海登船，赴加拿大留学。
钱伟长(1912—2010)，江苏无锡人，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第六至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至七届中央副主席，第七至九届名誉主席。
【不悬日伪旗，不读奴化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北平很快沦陷。许多教授、学者纷纷南下避乱，但陈垣没有走，一来他执掌的辅仁大学仍在北平开课，二来他嗜书如命，离不开他的励耘书屋。然而，留下来就有留下来的风险。当时的北平汉奸政府对学界的知名人士软硬兼施，极尽拉拢威胁之能事，逼他们出来做事，为伪政权撑门面。当时，日本人要陈垣出来担任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月薪数千元。陈垣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不用说几千元，就是几万元，我也不干。”不仅不干，陈垣还与之抗争。在其带领下，辅仁大学成为抗战期间北方沦陷区唯一未被日伪接管的大学，不悬日伪国旗，不读日伪奴化教育课本。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被毛泽东称为“国宝”。
【煤矿设备不能留给日本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焦作中福煤矿面临着被日机轰炸和沦陷的危险。煤矿负责人孙越崎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的四川。此决定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说：“这是我们河南的财产，不能拆走。”孙越崎向他们讲了当时可供选择的三种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开采，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属于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的利润也归他们。反对的人被说服了。英国中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英国人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你们英国人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孙越崎领导主持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在抗战烽火中历尽艰难拆迁入川，是我国近代煤矿中迁到后方而没有沦入敌手的唯一的煤矿，对抗战后方工业和上海的迁川工人及民用煤炭的供应作出巨大贡献。
孙越崎（1893—1995)，浙江绍兴人，著名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被称为“工矿泰斗”。1950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第七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第八届名誉主席。
【宁死不从，停演务农】
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多次邀请程砚秋参加亲日活动，每一次面对这样的邀请，程砚秋都坚决拒绝。一次，日本人指使梨园公会邀请程砚秋为日本捐献飞机进行“义演”，程砚秋义愤填膺，他说：“叫我们中国人演戏，得来的钱他们拿去买飞机炸弹，再来杀害我们中国同胞，决不能做这种助敌为虐、屠杀自己同胞、没有人性的罪恶勾当。”程砚秋坚决辞演。恼羞成怒的日本人撕去伪善的面纱，开始对程砚秋处处刁难，不准电台播放程砚秋的唱片，日伪特务寻机对程砚秋进行报复。程砚秋宁死不从，最终下定决心停演，在北京西山青龙桥务农，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程砚秋（1904—1958），原名承麟，满族索绰罗氏，后改为汉姓程，满洲正黄旗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著名京剧旦角，程派艺术的创始人。